文少卿 国际政治观察员
随着“特朗普关税”首批退款预计于5月11日左右发放，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借机“搞钱”的传闻，再次登上美国媒体的头条。
去年7月，美国《连线》（WIRED）杂志披露：卢特尼克上任华府后，其家族企业建达公司（Cantor Fitzgerald）由儿子们接手打理。就在大统领的“关税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建达公司推出了一款产品：赌关税政策最终会被取消，从而产生退税。公司利用这一预期，提前低价收购那些可能获得退税企业的“退税期权”。
彼时，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挥舞得虎虎生风，外贸企业苦不堪言。为了填补关税造成的现金流黑洞，不少公司与卢特尼克家族的公子们达成“对赌协议”。毕竟在当时看来，已经缴纳的关税无异于打了水漂，如今有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哪怕只能拿回一小部分，也是意外之喜。
因此，建达公司收购这些“期权”的价格低得惊人，平均仅为面值的20%-30%。也就是说，如果涉及100万美元的关税，缴税企业最多只能拿回30万，剩下的七成利润则落入了部长公子们的口袋。当然，对于当时绝望的外贸公司而言，这已经很不错了。
卢特尼克家族的算盘打得很精：一旦大统领“吃瘪”，关税政策被推翻，他们就可以发一笔横财。
然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特朗普的部分关税政策确实被否决了。尽管特朗普迅速签署了基于新行政令的10%普遍关税，但根据一般法律程序原则，此前被判违法的关税仍可能触发退税机制。
消息一出，关于卢特尼克家族手中握有大量“退税期权”的传闻瞬间破圈。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建达公司向美国《新闻周刊》发了一封邮件进行“灭火”。邮件直接否认了购买“退税期权”一事：卢特尼克家族辩称，公司确实曾考虑过发行相关产品，但鉴于政治争议和潜在风险，最终并未正式推出。至于为何市场上会有相关消息，他们的解释是：当时公司的销售人员“弄错了”，误以为产品在售，因此对外进行了接洽，从而引发了外界的误会。
商务部长亲自下场，在自己担任裁判的球场上赌球，而且是赌自己的顶头上司——总统会输。这条新闻的每一行，都让人忍不住惊呼：“还能这样？”
美国人民回答：能的……朋友，能的。
美国如何“消灭”腐败
霍华德·卢特尼克，这位凭借执掌建达公司和BGC集团积累了数十亿美元财富的华尔街巨鳄，在进入第47任美国总统的内阁时，曾煞有介事地签署了一份长达28页的“道德协议”。
表面上，他承诺辞去企业领导职务、剥离部分金融资产，以避免利益冲突。然而，这种承诺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卢特尼克庞大且错综复杂的金融利益，依然处于完全不受约束的状态。他不仅保留了巨额股份，而且在上任初期，就不得不因利益冲突而回避涉及106个不同企业实体的相关事务。更令人侧目的是，他继续毫无顾忌地在内阁中大力推行亲加密货币议程，而这一议程的直接受益者，正是如今由他儿子们掌管的家族企业。
在20世纪，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益纠葛足以引发国会的调查，或者至少会迫使当事人黯然辞职以保全政府颜面。但在今天，这仅仅是进入权力核心的“敲门砖”。
卢特尼克案并非现代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异数，它恰恰揭示了美国新时代的标准做法。痛心疾首的美国学者将其称为“新世袭主义”或“前现代分赃制”，这些术语过去往往只用于描述非洲或“全球南方”国家——在他们的描述中，国家权力被统治者及其核心效忠者圈子视为可以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
谁曾想，“民主灯塔”的头上也戴着这顶帽子。
在今天的美国，政治腐败的定义已经被彻底改写。美国官员不用提心吊胆地在冰箱里藏现金：腐败已经被彻底合法化、制度化，并完美地整合进了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齿轮中。
美利坚合众国不仅在军事、科技和金融衍生品方面领先世界，在“贪污腐败”的进化程度上更是独步全球：美国已经基本“消灭”了腐败，因为许多在国际视角下可能被定义为腐败的行为，在美国的法律框架内已经被系统性地“洗白”。
回想上世纪20年代的“茶壶山丑闻”（Teapot Dome scandal），曾被视为美国联邦政府腐败的“项背”——当时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福尔利用职权，在没有竞争性招标的情况下，将联邦海军的石油储备秘密租赁给亲信。在该案引发的连锁反应中，退伍军人局总顾问查尔斯·克莱默于1923年自杀。
在同一届政府中，外侨财产办公室主任托马斯·W·米勒也因受贿和欺诈被定罪，他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金额，将一战后没收的德国专利出售给了利益集团。直至80年代，查尔斯·基廷还因花费130万美元支持5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联邦参议员（被称为“基廷五人”，包括日后在总统大选中对决奥巴马的约翰·麦凯恩）而被判入狱。
然而，那个时代与现代美国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丑闻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至少推动了立法的进步。相比之下，当代美国政客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也“安全”得多。
总统的代币
如果说有什么能最露骨地展示当代美国的“权钱交易”，那非大统领家族的加密货币帝国莫属。
根据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高级成员杰米·拉斯金在2025年底发布的重磅报告《特朗普、加密货币与腐败新时代》，总统及其家族的权力寻租规模可谓现代政治史所未见——特朗普家族控制的加密资产总估值，一度达到惊人的116亿美元。
这一庞大商业版图的核心，是一家名为“世界自由金融”（World Liberty Financial，简称WLF）的公司。
这家自称为去中心化金融的加密货币公司，绝大部分股权由总统及其家族持有。该项目在2024年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高调推出，自那以后，它便成为一种将政治权力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的“合法容器”。
WLF的运作模式主要依赖发行其自身的治理代币（$WLFI），以及一种名为USD1的稳定币。社交媒体上有个笑话：特朗普喜欢自己画K线。其实白宫主人何止喜欢画K线？就在总统就职典礼的前几天，一家由阿联酋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斥资5亿美元购买了WLF高达49%的股份。几乎在同一时间，这家阿联酋基金利用WLF发行的稳定币USD1，结算了一笔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高达20亿美元的投资。
据分析师估计，仅这一笔交易，每年就能为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帝国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持续收入。此外，特朗普家族及其附属机构获得了225亿枚$WLFI治理代币。根据《纽约客》2025年8月的分析，特朗普家族已从该风险投资中轻松获利4.125亿美元。
不仅是阿联酋。今年1月，巴基斯坦与WLF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将USD1整合到其国家支付基础设施中，探索使用其稳定币进行跨境支付。这是与特朗普有关联的加密货币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了首次公开的合作关系。
这种规模空前的私人财富积累，离不开对联邦监管机构的系统性拆解。
在现任政府的施压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经驳回、放宽或暂停了超过60%的加密货币执法案件，其中明确包括针对那些支持USD1的公司的行动。同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大幅削减了执法人员，并大举批准那些对具有政治背景的公司有利的金融产品。
白宫解散了拜登时代的加密货币执法工作组，高调宣布建立美国“加密货币国家储备”，这一消息直接导致WLF和政府内部人士持有的加密货币价格暴涨。此外，总统公开大力支持《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GENIUS法案》），这是一项正在被众议院火速推进的稳定币立法，其核心目的是扩大USD1的规模和影响力。
虚拟货币已经从一个链上投机品，变成了觐见美国总统的“入场券”。
2025年1月，特朗普发行了一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迷因币。5个月后，他宣布持币排名前220位的人可以去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参加晚宴。在这里，他们获得了特朗普品牌的香水、限量版“Fight Fight Fight”红色手表（零售价499美元），以及与美国总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排行榜上前29名的VIP甚至享受了一场关于海湖庄园历史的“非常、非常特别”的私人演讲。
当记者质问总统为何要出席这种迷因币大会时，总统将其包装为一种爱国义务，宣称政府正在“以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引领世界，以击败中国”。
外交、国防、公共卫生，全都可以寻租
总统在前台大赚特赚，幕僚团队也没有闲着。从外交谈判桌到五角大楼，再到公共卫生的决策核心，一场针对国家权力的全方位“变现”大戏正在上演。
美国中东特使（兼总统助理和和平任务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堪称个中翘楚。他并非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位纽约的房地产大亨，更重要的身份则是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合伙人，共同创立了“世界自由金融”。
在以特别使节的官方身份活动期间，威特科夫亲自促成了一项重大出口协议：向阿联酋出口美国AI芯片。就在协议“奇迹般”获批的同时，前文提到的20亿美元阿联酋投资也到账了。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克里斯·墨菲指出，这无异于一个外国势力向由美国中东特使和总统共同拥有的公司，直接奉上了一笔“20亿美元的银行存款”。
在国防部，金额高达1510亿美元的“美国黄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项目，被五角大楼第二号人物史蒂夫·范伯格打包给了老朋友。范伯格在进入五角大楼前，是华尔街私募股权巨头Cerberus的联合创始人兼掌门人。调查记者与国会质询揭示，在迄今为止获得“黄金穹顶”合同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North Wind, Stratolaunch, Red River Technology, NetCentrics Corp）是由Cerberus全资拥有或占据多数股权的。
国防部发言人辩称范伯格“不直接负责具体采购”，但负责“黄金穹顶”项目的太空军将领迈克尔·盖特莱恩直接向范伯格汇报。更讽刺的是，国防部太空政策助理部长马克·伯科维茨曾是洛克希德·马丁的副总裁，持有该公司最高达500万美元的股票并领取其两份养老金；而洛马恰好在他确认提名的前几天获得了“黄金穹顶”的另一份巨额主承包合同。
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小罗伯特·F·肯尼迪正在向公共部门开战。上任不到24小时，他便以“清除制药企业利益冲突”为借口，强行解雇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全部17名顶级独立专家成员，以及儿童疫苗咨询委员会（ACCV）至少一半的成员。肯尼迪在媒体与听证会上声称“97%的ACIP成员存在财务冲突”。
这场大清洗的真正目的，是重塑美国的“疫苗伤害补偿计划”（VICP）。国会多位议员联名致函指出，肯尼迪在进入政府前长期紧密合作并获得巨额利益的律师事务所Siri Glimstad，正是美国反疫苗及疫苗伤害诉讼领域最大的操盘手和利益方。
通过换上对现代免疫学持怀疑态度的政治盟友和反疫苗活动家，肯尼迪正在动用国家公共卫生机器，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及周边庞大的诉讼产业，创造源源不断的案源、诉讼标的与高额的索赔抽成。
不仅如此，肯尼迪还废除了卫生部在发放拨款和签订合同时必须征求公众意见的硬性要求，使得该部可以避开所有的公众审查，将大笔资金悄无声息地输送给在意识形态上结盟的团体、游说集团，或急于在放松监管的市场中牟利的私营医疗公司。
这已不再是简单的腐败，而是一场对国家机器的彻底私有化改造。
在美国，吃回扣不算受贿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高度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何能够容忍如此明目张胆的政治腐败肆意蔓延，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司法指控或制度性纠错？
答案在于，统治精英们进行了一场长期的、系统性的、跨越世代的努力，旨在从法律和官僚制度层面上，将“腐败”彻底重新定义，甚至直接“合法化”。在一个充满了保守派盟友和企业利益代言人的司法体系的默契配合下，美国成功地“洗白”了系统性寻租行为，使最阴险的政治贿赂变得不仅合法，而且几乎不受任何监管。
这一合法化腐败的学术与法理学基石，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在2024年夏天通过“斯奈德诉美国案”（Snyder v. United States）的裁决奠定的。
该案的主角是印第安纳州波蒂奇市前市长詹姆斯·斯奈德。在其任职期间，斯奈德领导的市政府将两份总价值超110万美元的垃圾车采购合同授予了当地一家卡车公司。数月之后，在合同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这家卡车公司向斯奈德支付了1.3万美元现金。斯奈德在法庭上辩称，这笔钱是他提供“独立咨询服务”的合法报酬。
起初，联邦检察官援引《美国法典》第18编第666条（旨在防止州和地方公职人员接受腐败付款）对斯奈德进行了指控并成功将其定罪。然而，最高法院最终以6比3的多数票推翻了这一有罪判决，确立了一个极其荒谬但对寻租者极其有利的法律区分：
他们裁定，该联邦法规仅将在公职行为发生之前、存在明确“交换条件”（quid pro quo）协议的付款定义为非法的“贿赂”（Bribes）。它并不将公职行为发生之后支付给政治家的“赏金”或“礼物”（Gratuities）视为犯罪，只要双方没有留下明确的事前交易协议。
最高法院对“事前贿赂”和“事后赏金”在法律上的严格区分，可谓是修辞学的杰作。法院假惺惺地承认受贿是“天生腐败和非法的”，但又宣称法律对“事后打赏”的处理应该“更加微妙”。
在实际操作中，斯奈德案的裁决为市、州乃至联邦级别的公职人员提供了一份极其完美、无懈可击的腐败指南。企业再也不需要冒着违反联邦法律的风险去行贿，它们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到一项有利可图的政府采购合同、一项对企业豁免的环保法规、或者一项慷慨的税收减免政策正式落地后，再以“咨询费”、“礼物”或“政治捐献”的名义，慷慨地“打赏”那些促成此事的公职人员。
这一裁决彻底解除了联邦检察官的武装，向全美的寡头阶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你们巧妙地控制好资金支付的时间顺序，美国的法律系统就会成为你们最坚固的护城河。
游说工业与选举游戏
其实，美国公职人员将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变现，根本无需等待最高法院的“特赦”。因为在这个国家，早已存在一条更为成熟、更为隐蔽的权力变现通道，那就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游说工业”。
尽管纸面上的游说法律相当严厉，却丝毫没有阻碍大量前国会议员（根据2019年的数据，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和高级行政官员在离职后，摇身一变成为“战略顾问”、“政策顾问”或“历史学家”，堂而皇之地进入利润丰厚的私营游说和咨询公司。
在这些光鲜头衔的掩护下，他们从事幕后的研究、策划、监督游说活动，甚至利用自己在政府内积累的人脉，协助他人进行直接的游说接触。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完美避开了所有联邦披露要求。1995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游说披露法》，在历史上极少有执法案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仅有2014年的一起非法游说移交案件，堪称“沉睡的法律”。
21世纪初爆发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丑闻，彻底暴露了这些法律的脆弱性。这位超级说客不仅大规模诈骗美国原住民部落的资金，还编织了一个庞大的行贿网络，腐蚀了多名联邦高官。受其牵连的官员包括：内政部副部长詹姆斯·格里尔斯因妨碍司法公正认罪（被判处罚款和10个月监禁）；总务管理局（GSA）幕僚长大卫·萨法维安因对调查人员撒谎被定罪；司法部刑事司副幕僚长罗伯特·E·库克林因接受贿赂承认利益冲突；以及劳工部工作人员马克·扎查雷斯等。
在丑闻引发的强烈公众抗议下，国会虽然进行了一轮修修补补，但效果聊胜于无。
针对“旋转门”现象，联邦法律虽然设定了所谓的“冷却期”——众议员和行政部门高级官员通常被禁止在离职后一年内游说其前所在机构，参议员则面临两年的禁令——但这些期限被广泛认为太短，根本不足以消除前官员利用其在政府内建立的私人关系和内部信息牟利的可能。
更严重的是，联邦法律缺乏跨部门的限制：一名前国会议员虽然在冷却期内不能游说国会，但可以立刻转而向行政分支或州政府进行高薪游说；行政官员亦然。
至于资本对选举的直接干预，更是世人皆知。在19世纪，腐败表现为明目张胆的政治机器花钱买选票，或政客收受实物贿赂；而在今天，这种直接的交换被法律严厉禁止，但私人资金却以“言论”的幌子，合法地主导了政治走向。
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垄断了对美国监管权力的影响力。如果一项政策符合大众的意愿，但却违背了商业精英的利益，那么大众意志获胜的概率在统计学上几乎微不足道。相反，任何被通过的、看似迎合民意的政策，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恰好符合商业集团的利益。这种现象，被讽刺地称为“巧合式的民主”（democracy by coincidence）。
超越腐败：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崩塌
总而言之，美国已经到了“超越腐败”的阶段。世人概念中的、一般理论中的“腐败”，已经无法形容山姆大叔的作为。企业和资本发现，通过合法途径控制监管机构的规则制定过程，比单纯地收买个别官员更能获得持久、稳定的市场垄断特权。
时至21世纪，随着最高法院对“金钱即受保护的宪法言论”这一原则的背书，以及现行联邦游说立法的漏洞百出，美国的系统性寻租已经达到了空前精密和隐蔽的程度。权钱交易被彻底洗白并合法化，当前的系统性腐败已经演变为一种深刻的“依赖性腐败”。整个政治生态在结构上完全依附于极少数富裕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如制药、金融和军工复合体）的注资，导致联邦政策的供给与公众的真实需求严重脱节。
当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心机构被拆解变卖，当公共行政沦为少数寡头的私人提款机时，会发生什么？
在2025年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中，美国的排名跌至历史最低点，以64分的低分（满分100）排在第29位。这个曾经自诩为“山巅之城”的民主灯塔，在清廉度上与巴哈马处于同一水平，甚至落后于乌拉圭、不丹，以及那个正在用巨额主权财富支撑美国总统私人加密货币帝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长期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政府“做正确的事”的信任度，已经断崖式下跌至17%的历史冰点。公民们并非愚钝，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彻底俘获。维系一个社会运转的最核心元素——社会信任，已经濒临彻底瓦解。
当“看门狗”不仅被麻醉、甚至被直接“狼”所替代，当国家能力被系统性地、蓄意地降级时，国家就失去了建设基础设施、抵御重大危机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能力。一个被掏空的利维坦，不可避免地会愈发依赖私人承包商——而这些承包商，正是当初斥巨资游说并推动国家空心化的那些寡头。这形成了一个私有化与衰败的恶性循环：那些在技术、国防和数据领域拥有垄断权力的私人行为者，已经强大到令国家本身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赖于他们。
曾几何时，美国人信仰“民有民治民享”。而在2026年的美国，这种信仰已经彻底沦为历史的尘埃。这个新美国国家机器的架构已经再清晰不过：这是一个由富人设计、为富人服务、并且在法律上完全免受贪婪后果惩罚的体制。正所谓：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义士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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