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温州博物馆，触摸千年商帮的温热脉搏
一推开历史展厅的门，就撞见了一百年前的挑担人
推开温州博物馆历史馆厚重的木门，冷气裹着淡淡的樟木香气扑过来，我原本只是抱着周末闲逛的心态来消磨时间，却第一眼就被玻璃展柜里那只磨得发亮的旧货郎担勾住了脚。那是一只清末民初的挑担，竹编的筐沿磨出了半透明的包浆，担头缠着的棕绳已经发脆，断口处还留着被反复系紧的痕迹。展牌上写着：温州货郎朱映山遗担，1920年前后，他靠这副担子往返温州与浙南山区，把盐、针线换山货，一步步攒下了开杂货铺的本钱。
隔着玻璃我似乎能闻到扁担上残留的松烟味，仿佛能看见百年前那个穿短打的汉子，天不亮就从温州城的陋巷出发，踩着青石板的露水往山里走，肩膀磨破了就垫一块厚布，下雨了就把货物裹在油布里自己淋着。这不是史书上写的“温州商帮”四个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靠着一双脚一双手，把日子从饿肚子过成了有奔头。我一下子没了闲逛的心思，顺着展线慢慢往前走，想看看这一群像朱映山一样的普通人，怎么走出了一条影响全国的商路。
从滩涂到全国，小人物拼出来的商帮路
### 靠“三缸一担”起家的穷生意人
顺着展线走进去，第一个展区摆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宝，是一堆土陶酒缸、染缸、酱缸的残件，还有三副和入口处差不多的挑担。讲解员说，早年温州地少人多，七山二水一分田，好多人吃不饱饭，逼得不得不出去讨生活。最开始就是靠着“三缸”做本地手艺，靠着“货郎担”走街串巷，一点点攒本钱。
我在一张老照片前停住了，照片上是清末温州北门的码头，密密麻麻停着小渔舟，岸边摆着十几个酱园摊子，每个摊子后面都站着挽着袖子的老板，脸上带着憨厚又警惕的笑。其中一个叫陈大同的酱园老板，原本是乐清海边的农民，海潮冲了他家的田，他带着老婆孩子到温州城，靠着借来的五吊钱开了半亩地的酱园，晒了十年酱，才做成了北门数一数二的大买卖，后来还把酱油卖到了福建。这种起点极低的生意人，在温州商帮里一抓一大把，没有祖产继承，没有权贵靠山，全靠“肯吃苦、敢闯荡”六个字活下来。
走出去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再往里走，展区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墙上挂着一张大大的清末民初温州商人行商路线图，红色的线条从温州城伸出来，沿着瓯江往上游，顺着海路到天津、上海，甚至飘到了南洋、欧洲。玻璃柜里摆着一本1930年温州旅沪商人的同乡会名册，纸已经黄得发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几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离家闯荡的故事。
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叫吴百亨的奶厂老板的故事，展柜里摆着他当年创立的“百好炼乳”的商标包装，蓝白配色，现在看也干干净净。上世纪二十年代，外国炼乳垄断了中国市场，吴百亨原本只是温州一个开照相馆的小老板，看着中国人的钱都被外国人赚走，硬是凑了几万块钱办起了中国人自己的炼乳厂，遇上外国资本打压，他就带着产品跑遍全国的商店，一家一家推销，哪怕赔钱也要把牌子立住。最后硬是把“百好炼乳”做成了全国知名的牌子，让中国人喝上了自己的廉价炼乳。
这种敢闯敢拼不服输的劲儿，刻在温州商人的骨头里。
抗战时期，好多温州商人把企业搬到大后方，哪怕亏得底掉也不卖给日本人；解放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温州人又第一个站出来办个体作坊，从做纽扣、做皮鞋、做打火机开始，把“温州制造”四个牌子打到了全世界。我摸着展台上复刻的桥头纽扣市场的模型，小小的摊位一个挨一个，仿佛能听见几十年前那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全是普通人想过好日子的劲头。
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到今天还热着
走到展厅出口的时候，我看见一群中学生围着老展柜做研学，一个小姑娘指着那副最早的货郎担问老师：“现在我们都有电商物流了，为什么还要记得这些呀？”讲解员笑着说：“因为温州商帮从来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故事，是普通人不认输、肯打拼的故事。过去他们靠这个吃饱饭，现在我们靠这个把日子过更好呀。”
我站在出口回头望，那些旧担子、老招牌、泛黄的名册，安安静静躺在玻璃柜里，却一点都不冰冷。它们是一代又一代温州人走出来的脚印：从吃不饱饭的货郎，到闯荡全国的商人，再到今天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温州企业家，变的是生意的规模，不变的是敢闯敢拼、守信重义的劲儿。这种靠着双手改变生活的劲头，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最动人的正能量。
走出博物馆的时候，太阳正晒在温州城的大街上，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奔头。我知道，那副百年前的挑担，早就压在了博物馆的展柜里，但那股挑着日子往前走的劲儿，还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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